斯大林答应让周恩来到苏联来访问。

接着，周恩来带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团队抵达了莫斯科。中国和苏联两边，又坐下来正式开始聊天了。

公布给外界的消息嘛，就是些外交上的场面话，讲这次会谈氛围挺诚恳友好的，两边利益也都说得挺合拍。但根据后来我们拿到的资料，这次会谈啊，成果是不小，可也明摆着有些分歧。当时在场的一些人，后来是这样回忆的：

毛泽东率先开口，他主张中苏两国在新的局势下，得把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给确定下来。他说，这条约啊，就是要把咱们两国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上的合作都紧紧绑在一起，一块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再闹腾，还有那些可能跟日本穿一条裤子的国家再来侵犯咱们。

斯大林赞成这个看法，接着聊起了签订条约的事情，包括要建立同盟的条约、中长路的安排、旅大的情况、还有贸易及贸易协议、贷款事项，以及民航的合作等等。

毛主席建议，把中长路、旅顺和大连的相关问题，都整合到一个协议文件里头。

斯大林讲道：“中苏之间得有个新条约，雅尔塔协定那边咱可以先放一放。说到旅顺口这事儿，有两种解决路子：一个是定个时间，等跟日本的和约签了再撤军；另一个就是立马撤军，不过之前的条约样子嘛，就先不动它了。”

毛主席赞成了前面的那个方案。

聊起大连的事情，斯大林表示：“这个可以由中国自己去搞定。”

说到中长路这事儿，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改变跟苏联一起管理的安排，所以我们就提议了三个改动：一是把管理的时间缩短点，二是现在中苏双方各占一半的资本比例得改改，变成51比49，三是由中国人来当局长。苏联那边呢，他们同意把时间缩短，但资本比例这块儿他们不松口，还是坚持要一人一半，也就是50比50。另外，他们还提了个新建议，说双方的工作人员得定期轮换，局长副局长也得轮流来当。

聊到贸易这事儿，毛主席讲过，咱们弄的进出口货单子没那么精确，所以关于贸易的那些问题，也就只能给个大概的规矩了。

斯大林另外提了个事儿，说是不想让其他国家的人跑到咱们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去住。这话来得有点突然，一时间，大家伙儿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，场面有点尴尬。

周总理马上反问说：“东北那边住着好多朝鲜族的人，他们能算是第三国的老百姓吗？还有那些外来的蒙古人，就更别提了。”

斯大林被这个反问问得有点懵，一下子不知道说啥好。后来他解释，他原本的意思是，不想让美国、日本、英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东北去捣乱。

关于这事儿，之前气氛有点尴尬，主要是苏联方面提了出来，这手伸得有点长，管到我们国家的家务事了。

说到请苏联专家这事儿，苏方那边开出了一堆挺过分的要求。这些要求吧，既跟咱们中苏友好的大方向不对付，又显得特别不公平。他们对专家待遇的要求高得离谱，到后来连专家自己都私下里承认了。还有更离谱的，说苏联专家要是在中国犯了错，咱们中方还不能管，得交给苏方去处理。他们这么做，说白了就是想在俄罗斯民族那儿搏个好印象，让国内的人觉得他们是在为俄罗斯人民谋福利，干了件能捞好处的事儿。结果呢，不光是俄罗斯族的人，连其他人都说：斯大林这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，比俄罗斯族自己的人还要严重呢。

看来，列宁以前对斯大林在这事儿上的看法，真的是挺到位的。

大国霸道主义不仅体现在别的事情上，还体现在3月27日中苏两国签署的那两个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合资公司协议，以及双方设立领事馆的事情上。可以说，苏联方面延续了以前沙皇时期的老一套做法。因此，在斯大林离世后，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问中国时，他主动提出废除那四个中苏合资的公司。

那次谈判的大体经过就是这样，经过中国这边的不懈努力，两边在保留各自立场的同时找出了共同点，会议最终达成了共识，收获了预期的效果。

在毛主席和斯大林的打交道过程中，有点分歧其实挺正常的，咱们没必要藏着掖着。说到他们性格上的那些小特点，咱们也别太挑剔了。可到了赫鲁晓夫那儿，这些事儿就完全变了个样。

赫鲁晓夫是这样讲的：

斯大林对毛泽东一直心存不满。他给毛泽东贴了个标签，按照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说，这个标签还挺贴切。斯大林经常说毛泽东是“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者”。

毛泽东的革命队伍打赢了一场大战，眼看就要到上海了，但他却让队伍停下脚步，不去占领那座城市。斯大林就好奇地问毛泽东：“咋就不趁机拿下上海呢？”

毛泽东回应道：“上海有六百万居民呢，要是真把上海占领了，咱们得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，这么多粮食，咱们上哪儿搞去？”

行，那我问你一下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讲的话吗？

毛泽东上台掌权没多久，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就在买卖、工厂合作还有思想观点上闹僵了。斯大林那会儿跟咱们中国签了个在新疆一起挖矿的协议。说实话，斯大林这做法真不对头，简直可以说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了。想想看，多少年来，法国、英国、美国都压榨过咱们，现在苏联也来这一套。斯大林这事儿做得不地道，但也不是头一遭：他之前在波兰、德国、保加利亚、捷克、罗马尼亚都搞过这种“联手”的企业。后来，咱们全把这些企业给推翻了。

再给你说个类似的事儿。有回，斯大林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，问谁晓得中国哪儿有金矿钻石矿。说实话，咱仨谁心里也没谱，这块儿咱压根儿不懂。后来，这事儿就成了咱们私下里的笑料。贝利亚打趣说：“猜猜谁可能知道？科兹洛夫斯基呗！为啥？他老哼那歌儿，‘宝石多得数不清……'（就是那歌剧《珍珠渔人》里的词儿）。”贝利亚就爱在斯大林面前煽风点火，说中国宝贝多了去了，就是毛泽东藏着掖着不告诉咱们。他还说，要是咱们能给中国贷点儿款，他们指定得拿点儿啥来还咱们的人情。

有一天，我们大伙又聚在斯大林的屋子里，琢磨着怎么解决橡胶工业缺生胶的问题，想着能不能不找资本家买。我就琢磨着，要不跟毛泽东说说，让咱们在中国搞个橡胶园，咱给他们贷款和技术支持。咱把这个主意发电报给了毛泽东。中国人回电话了，说只要咱们愿意贷款，他们就让咱在海南岛搞橡胶园。我们赶紧起草了个协议，但后来发现不对劲，他们给咱在海南岛的地儿太小了，根本建不起来个正经橡胶园。这事儿就这么黄了。

之后，斯大林突然间又对菠萝罐头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马上吩咐一直跟在身旁的秘书马林科夫：“赶紧给中国人拍个电报，告诉他们，我希望能找块地儿，咱们建个菠萝罐头工厂。”

我鼓起勇气，直接向斯大林说道：“斯大林同志，你看，共产党在中国刚站稳脚跟，那边就已经有不少外国厂子扎根了。要是现在咱们苏联，作为社会主义的好伙伴，再去中国建厂，只怕会惹毛泽东同志不高兴啊。”

斯大林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我吓得立马闭上了嘴。电报还是照样发了出去。过了那么一两天，我们收到了中国人的回复。毛泽东在电报里说：“你们的提议我们接受了。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，可以借给我们点钱，我们自己来建罐头工厂。然后用工厂做的罐头来还你们的钱。”我一句话也没说，斯大林却在那儿不停地咒骂和生气。就像我事先想到的那样，斯大林惹毛了毛泽东。

在我当领导那会儿，从没给毛泽东发过那样的电报，政府那边也是一样，从没提过要剥削中国这种话。在中国人还没对我们动手之前，我们一直都特别小心，生怕伤着他们。不过，要是他们真动手了，我也不会傻乎乎地当什么耶稣，不会让人打了左脸还把右脸凑上去。

结果没想到，居然有人故意造谣，说我得为跟苏中的那场争执背锅！最让我惊讶、生气和难受的是，尤金也跑出来说这种瞎话，他居然说是我把毛泽东给惹毛了。要是尤金敢当面这么跟我说，我铁定会拿出证据来怼他，告诉他第一个跟毛泽东起冲突的人，其实就是他自己！想当初，咱俩开始掐架的时候，他就是咱们的驻华大使呢。要是尤金硬要拉我下水，说这是我的错，那我可得好好说道说道，尤金去哪个国家当大使，咱们就跟哪个国家不对付。他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时，咱们跟铁托关系就搞砸了；派到中国来，咱们又跟毛泽东闹翻了。这可不是什么巧合。

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，也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副头儿，还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一个理事。从一九七五年起，他就开始发表作品了，出了十六部小说和报告文学，加起来有两百多万字呢。这几年，他在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这块儿写得特别多，成果很丰硕。